十六字方针的由来

,党内一部分同志滋长了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他们瞧不起派和民主人士,表现出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为此,在听取第1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汇报时,精辟地提出了“一根头发和一把头发”的观点,指出:派背后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把头发,“不但要继续存在,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党内出现了想利用普选的机会来排斥派的“错误倾向”。在听取第4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汇报时明确提出:“必须在全党内讲清统战工作的意义,必要性和长期性,应当明确,我们要把资产阶级、派、民主人士等一直引导到社会主义,统战工作要做到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不存在了,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还有没有存在的理由,成为一个有待明确的问题。1956年2月,李在第6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发言中指出,“派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政治团体”,“我们应该赞成他们,让他们去发展”。

1956年4月25日,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讲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再次提出“两个万岁”的思想,他说,我们的方针就是要把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万岁,另一个是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

6月25日,李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言。这篇发言稿原来引用了“两个万岁”的思想,送请同志帮助修改后,正式表述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经、审阅同意。李在发言中指出:“和各派长期共同存在,互相监督,首先是对起监督作用的方针。”并强调指出:“这个方针的提出,同时就是再一次地宣告,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的一条‘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原则。”“我们应当宣传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结束后,李走过身边时,对他鼓掌称赞。

9月,在八大报告中代表中央正式宣布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同派关系的基本方针。这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的和派合作方针正式确立起来。

对这一方针作了经典性的阐述。在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他指出:“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1957年,他又写了《要接受监督》一文,强调指出,各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好处”。

1976年12月26日,《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公开发表的讲话将“两个万岁”思想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并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各派的性质作出了明确科学的界定:“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为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79年10月,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指出,中国同各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同时进一步强调了要接受监督的思想。

1982年1月,在第15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讲话,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一定要同党外朋友真正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同年9月,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这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又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字,标志着中国与各派关系“十六字”方针正式确立,并成为新时期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

“十六字”方针提出后,在表述上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在十二大报告中,将前八字与后八字用引号隔成两部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将“十六字”方针表述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个表述去掉了引号,使前八字与后八字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但二者仍用逗号隔开。

1989年中央颁布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使“十六字”方针成为中国同各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2015年9月22日,《中国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颁布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同各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派是接受中国领导、同中国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